《法人》杂志　特约记者 舒烨

　 　上海襄阳路市场宣告关闭，是政府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一次高姿态表露，但得到的质疑是：管不好就关闭，这是否又是官方调控市场、行政配置资源思维 的惯性使然？

　　由于地处地铁一号线陕西南路站，紧邻时尚百货百盛、巴黎春天和二百永新构筑的淮海中路繁华商圈，襄阳路市场一直是上海人流量最为密集的时尚潮流服饰集聚地，并一直是全球游客访沪的必到地点。

　　上海市副市长周太彤1月4日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会议”上首次明确表示，襄阳路市场不是要“搬迁”，而是要“撤销”。

　　这是襄阳路市场在近几年“搬迁”猜疑后，上海市政府首次公开表示这一市场将被撤销。周太彤表示，撤销的原因是襄阳路市场及周边地区销售假冒涉外高知名度商标商品，占到商标侵权案件总量的近八成，成为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应清除的一大“顽症”，给所在区域乃至上海的城市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到今年6月份，有着“平民时尚地标”之称的襄阳路市场就将销声匿迹，但此时的市场“繁华”依旧。入口处，七八个兜售“名包”的“黄牛”，忙着向路人递上印有产品图案的中英文名片，并一路尾随游人进入市场，全然不顾门口告示牌的赫然警示——严禁市场内出售Dior、Channel、Prada等重点知名品牌。

　　这里的一切似乎都与仿冒有关， 879家店铺在4万平米的市场内积聚了令人惊讶的“产金能量”。

　　据2004年相关数据统计，襄阳路市场日均客流5万人次，节假日达12万人次，每天接待外国游客近千人。

　　这个市场一年的营业收入近5亿元，销售额达到100多亿，上缴税收2000多万元。并强烈拉动了周边餐饮、娱乐业的消费。市场成立前，与之毗邻的食品二店，每天的销售额是20多万，而现在每天的销售额是100多万。人们说，在襄阳路市场旁边，一个烤肉串的一年也可以轻松赚上几十万。

　　从表面来看，879家商铺的主人们正在创造奇迹，他们给这个市场注入了锐不可当的竞争力——要知道上海最繁华的百货商店之一：新世界商城一年的销售额不过是十几亿；而襄阳路复杂的利益生态链甚至解决了5万人的就业问题。但在繁荣背后常为人所忽略的是，这个市场也渐渐扼杀了品牌自主创新的可能。

　　“知识产权一直被保护”

　　襄阳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而它的前身是享誉上海滩的华亭路商铺，可是货真价实的“时髦特色街”。

　　B区的307号商铺，就是“老华亭”，老板黄富华十分感叹，“1984年开业的华亭市场，当时称‘上海小香港’，那些香港外贸货，时髦啊 ，还有很多能人照着港台时装杂志制作衣服 ，花最少的钱，能打扮出上海滩最新潮的款式，不要太漂亮哦，到后来生意做大了，有些老板还请人自己设计服装款式。华亭路后期也出现了一些假货，但规模很小，搬到襄阳路，地方大了，一些原先卖假名牌的生意越做越大，红火的不行，正当经营的害起红眼病，你做我也做 ，一跟风，假货就慢慢扩散开来了。“

　　1992年，新上海国际商城发展有限公司着手开发襄阳路地块；1996年，这一地块批租给香港万都集团开发成一个商务区。但由于万都集团的资金出现问题，新上海国际商城只好在这里设立了襄阳路市场，并与商户签订了5年临时用地协议，这份临时协议就在今年的5月到期。

　　2000年10月1日，B区开张营业，这对襄阳路来说是个转折。B区的店主，都是从华亭路搬迁来的，他们的到来也带来了华亭路秉承的独一无二的经营特色。华亭路之于上海人，是一种无法抹去的美好回忆，在那里买到的东西，全上海说不定只有一件。而它的迁入，使襄阳路成了华亭路独一无二的替代品，大量的本地人、外地人、老外随之涌入。在诸的印象中，从那年10月1日起，襄阳路就进入了它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也是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了一场较量，和黄牛较量，和需求较量，保护知识产权我们一直在做，这场较量从未停止。”见到记者的这个中午，诸伟民刚刚结束了一场部署联合打假的会议，他特别用较量这个词概括5年来的管理生涯。

　　在诸伟民眼中，襄阳路市场搞坏是从黄牛开始的。火车站有黄牛，剧院门口有黄牛，襄阳路也有黄牛，襄阳路的黄牛专门是拉人买假货。他们在市场外围跟政府检察捉迷藏。一个包进价50元，150元成交的话，挣的100元“仓库” 与“黄牛”平分。一本万利。

　　“为了配合打假，我们的保安招募人数从20几名到现在的170多名，大多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可是黄牛越来越多，天气暖和时，小小的市场可以见到三千个黄牛徘徊着，我们的保安全部上阵也不顶事啊。”他说。

　　也就是这样，襄阳路市场的名气，终于从“时髦特色”沦为了“时髦假货”。

　　猫和老鼠的游戏

　　赵胜是这个市场的老黄牛之一。2001年从老家山东来到襄阳路，一呆将近五年，5年间家里的年轻人都跟他陆续来到襄阳路闯荡。然而，他最怀念的还是过去黄牛少、老外多的美好时光，往路边一站，不用开口，就有人主动问道：“有四五百块的鞋子吗？”他眼睛都不眨一下，就回答：“四五百的没有，只有八九百的，要不要随你。”可是现在，他逢人就问，包包要吗？手表要吗？“特别窝囊”。

　　他们的仓库设在襄阳路市场的马路对面，普普通通的居民弄堂里，门口两个年轻人站着闲聊，赵胜说，“那是我兄弟”。走上狭仄的老式木质楼梯，他谨慎地敲开一户人家，进去一看，20平米的屋内四壁货架放满，上面LV、Channel、Dior……钱包、皮包琳琅满目，中间还有一柜台，旁边坐着两位售货员。屋角楼梯转上去，才发现这幢普通的三层居民楼，完全被改造成“商厦”：一楼卖低档的仿冒品、二楼卖中档的“A类水货”、三楼才是高档的“顶级水货”。

　　赵胜正向记者介绍一款皮包，他手中的对讲机突然响了，“又要他妈的检查了，好在我们在襄阳路市场的11个出口全部有人看着，他们来冲货，我们可以提前跑掉。”

　　诸伟民提到的“较量”不仅发生在市场里，更多的是在市场外围的这些居民住宅内，“每天70个保安，严防死守在襄阳路市场周边的18个弄堂内，一发现情况，就报告工商一起进去冲掉他。”

　　在襄阳路市场，管理者和市场上的售假者几乎天天玩着这种“猫和老鼠”的游戏。据一位常驻市场的工商管理人员介绍，他们一天要在市场上巡查两次，一个季度中有若干次大规模的突击整治。从2002年开始，由街道牵头，成立了综合治理办公室，就是专门联合工商、公安、市场管理者几方面联合打假。“可以说，襄阳路市场是中国检察和整治最频繁的市场之一。 ”他说。

　　2005年1-6月以来，上海知识产权局会同上海工商徐汇分局，共同对襄阳路小商品市场进行了30次整治。重点在于保护世界名牌商品，比如LV、Dior等。各部门还规定不允许组织旅游团队到襄阳路小商品市场集体购物。

　　可是假货还是屡禁不止。

　　“原因是我们的惩罚手段很有限，货品要累计到5万元才能立案，而且所谓的惩罚就是没收货品，对于售假者，我们可以惩罚的罚金最高是货物价值的三倍，但是这个价值还要由他们自己来定，比如我们说这个包 进价10块，他们说1块，那么顶多是一个包罚3块钱。” 常驻襄阳路市场的一位工商工作人员谈到。

　　“制假、贩假的利润不比毒品低，而且不杀头，这就是假货屡禁不止的原因。”毕成是上海嘉意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的经理。他们公司专门替知识产权受到侵害的公司收集证据，雇主主要是跨国公司和国内的大中型公司。

　　而是在法律上，对于黄牛的处理更是一个盲点。

　　“货物本来就不是他们的，对黄牛，我们也拿他们没办法，我们只好把他们请进市场的法制教育办公室，准备好茶水报纸，请他们看看电视录像，教育一番。 ”诸伟民无奈的语气中流露着丝丝倦意。

　　这个录像是市场管理方——新上海国际商城发展有限公司特地请上海电视台帮他们制作了一个长度约8-9分钟的教育片，主题是如何在上海这个大城市做一个文明公民，如何文明经商。

　　“每天我们会有20多个人坐在这里接受教育，看片加上教育加起来要两个多小时，我们反复向他们灌输，做黄牛是不合法的。”诸伟民介绍。问到这个方法的效果时，他说，“至少在那两个小时内，对他们的生意会有影响，我们搞了这个之后，有些黄牛转行了，从前他们不怕你，现在他们一看你就马上躲开了。 ”

　　“说到底，襄阳路市场的问题是社会问题，作为一个市场的主办方，对这个市场以及周边的问题，它做的已经是淋漓尽致了，尽到了社会责任，对周边的居民，消防啊，我们也尽到了责任，但是有些问题不是我们企业能够解决的问题，我们只能保持在平衡的状态。”听到襄阳路市场关闭的消息后，诸伟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对他来说，这个消息仿佛意味着一种解脱。

　　政策是超前的

　　而在美国人James Green 眼里，对于襄阳路市场现象，他始终无法释怀，尽管这位上海美国商会政府关系总监把家也安在了襄阳路附近，可上海这样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存在这么一个假货集中地，他耸耸了肩膀，表示非常遗憾。

　　“我从来不到那里买东西，这个市场对于城市的形象影响很大。很多的美国企业想来上海投资，但一看到襄阳路市场，无论哪家企业都会对该城市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产生怀疑。”他说。

　　他向记者出示了2005年中国美国商会的一份调查：331家受访公司中有80%认为中国对知识产权的有关法律法规执法不力，另外有20%的受访公司表明，中国的知识产权侵权现象使他们的在华业务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因此，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是企业面临的一个首要商业挑战。

　　强有力的政府行为对于解决知识产权的执法问题至关重要，中国各地的许多百货商店和市场都公开销售假冒商品，有关部门报告说 ，他们定期清理这些市场，有时还对商贩处以一定数额的行政罚款。但是，当清理或暂时的活动过后，这些往往有当地政府支持的商店又开始销售假冒商品，似乎毫不畏惧任何有实质意义的法律处罚或者罚款，这种屡禁不绝的现象给外界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中国政府制止假冒和盗版行为的态度还不够坚决。

　　在这样的背景下，襄阳路小商品市场的去留问题也成为中美第四届知识产权圆桌讨论年会上的讨论话题。2005年11月8日 ，上海美国商会知识产权分会会长竺农范表示，美知识产权高官一直很关注襄阳路市场的拆迁。

　　听到襄阳路市场即将关闭的消息，James Green说：“我认为这是上海市政府的一个明智的选择。”

　　或许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高富平将政府的这一决定解释的更加清楚：“在经济全球化之后，世界上有一些通行的规则，这些规则都是发达国家制定的，就迫使我们发展中国家保持国际一致，所以上海应该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氛围和法制环境的需求。”

　　“外在的压力只是一个因素，更重要的是上海现在对科技和创意产业都非常重视，上海政府还是要为所有的市场主体创造一个平等的环境，而且这种平等的环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知识产权的尊重，现在凡是到中国投资的企业大多数和高新技术有关，而高新技术有一个支点恰恰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所以我觉得上海的内在需求更高，上海政府在很多政策的制定是超前的，不是看外国人怎么样。” 高富平说。

　　站在谁的角度？

　　可是置疑的声音还是不绝于耳，取缔商业街是治理假货的有效方法吗？消费需求是能够被压抑的吗？管不好就关闭，这是否又是官方调控市场、行政配置资源思维的惯性使然？

　　去年，和襄阳路齐名的北京秀水街在撤销过程中也面临了种种的置疑，这些问题和今天如出一辙。

　　上海市流通经济研究所所长汪亮考察过很多国家的市场，他认为关闭襄阳路是政府对国际化的错误理解。

　　“这样的市场是商业业态的一种，实际上在巴黎伦敦都有这种市场，比如台湾的士林夜市和西门町夜市，这类市场办的相当有特色，所以它已经成为这个城市一道旅游的风景线，所以去光顾的大部分是游客，寻寻觅觅到自己喜欢的商品，逛市场也是旅游当中的内容，所以也形成了一种文化。”

　　他说：“不管一座城市国际化到什么程度，它也不能消灭这种商业业态，我们现在有一种误区，忘记了国际化中也有不同的商业业态，现在很多人认为，上海国际化程度这么高，商业步伐这么快，难道我们还要保留这样一种落后的商业业态吗？这是对国际化的误读，实际上国际化不等于就是都是高楼大厦，五星级的商场，购物中心，国际化是各种文化的融汇，各种商业业态能够包容各种人的需求，这就是国际化。这种市场实际上还有一个功能，传递当今流行信息的动能，很多东西登不了大雅之堂，到不了购物中心，但是它批量小，有个性，这样一种适应不同消费层次的东西，往往一般都是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终端消费品，以小商品为主。”

　　从事打假工作多年的毕成也对这一做法的实际效果表示怀疑。他说，“打假应该把重点放在制假领域，而不是销售领域，制假领域是源头，只有彻底消灭了源头，才有可能得到真正良好的市场秩序。”

　　而更多的上海人对襄阳路的感情真的很难形容。开埠以来，上海就没再缺少过名牌的陪伴，上海人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名牌的追求，当年的华亭路就是因为培养了一代上海人的时尚意识被牢牢地刻进了上海人的记忆里。专栏作家刘擎在他的《时尚的秘密》一文认为，时尚带有“社会等级”特征。名牌是身份和地位的标志，它的本质区分了所谓的优越和不优越。襄阳路上的假名牌，使不同的社会阶层好像在享受同一种消费品，从而打破了时尚的社会等级特征。

　　“襄阳路的消失是上海市政府发出的三个信号，一个是法制化，一个是自主知识创新，一个就是规范消费的秩序。”上海市商业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桦谈到：“这个市场的秩序包括经营者和消费者，因为我们的消费者是不成熟的，是需要引导的，是非理性的，这个社会在转轨，在高速的发展过程中它都不定型，在这种情况下，要政府出来去示范的，哪些是应该做的，哪些是不该做的，如果发展到一个成熟的条件下的时候政府就不用站出来了，大家都比较理性的，或者是多元文化，各个群体都有不同的选择，不会一窝蜂地，不像我们这个社会，很容易导致这种非理性的东西，比如襄阳路大家都进去，这是非理性的，这种消费方式和消费习惯是不好的。我们站在一个不是徐汇区，摊贩，普通消费者，我们站在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就是给外地一个信号。”

　　正如徐汇区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的：“我们坚决执行市政府的撤销决定，襄阳路市场是热闹而不是真正的繁荣，徐汇区不会靠这样的市场来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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